侯惠勤:关于举旗问题的理论思考

国内新闻 浏览(1586)

就旗帜问题而言,年关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辩论引发了两大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从共产主义文明将不可避免地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角度来看,共产党不可能转变为所谓的“现代”政党。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旗帜,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旗帜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可分割。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关键。

旗帜是党的思想路线、目标、战略战略等的综合标志。因此,建党是当务之急。党的十七大最重要的成就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以来的实践表明,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中之重。虽然党中央一再强调全党要在道路、方向和旗帜问题上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但近年来的思想斗争证明,旗帜问题仍然是当前思想斗争的焦点。就旗帜问题而言,关于“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的争论引发了两大挑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关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一”旗指引着道路,道路支撑着旗帜。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深刻的诠释。他指出:“首先,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我们都必须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永远不会成功。第二,我们必须敢于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新的现实和时代条件相结合。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一条充满活力的新路。我们绝不能走实践证明封闭僵化的老路。我们决不能走换旗、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恶道路。第三,在道路问题上,中央领导必须坚强,全党同志必须坚强,全国人民必须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继续乘风破浪,沿着正确的道路取得胜利。”[1]这一解释中有23,360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党在道路问题上保持高度统一和不断创新。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我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创造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新路。二是防止道路问题上的两种倾向,即封闭僵化的旧路和改变旗帜和标志的弯路。这两篇文章对我们理解国旗问题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开辟新的道路来领导中国前进,是因为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去。也就是说,指导思想的一致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性决定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从旗帜上看,这是不同历史时期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与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就旗帜的内在一致性。“我们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发展我们的祖先。我们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根据当代中国的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之所以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意味着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三”。然而,这个原本非常明确的命题却成了一些人否认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借口。例如,随着关于如何确立党的历史地位的讨论,“革命党”和“执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变得明显,“革命党”和“执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能够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进行“变革”的问题已经提出。有一种倾向认为党的转变是对“革命党”的彻底拒绝。它认为,“在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的一系列思想和观念,包括党的目标、指导思想、性质、任务等,必须在执政后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传统政党到现代政党的转变。现代政党的一个基本标志是民主和开放“[4”。根据这一逻辑,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就是改变旗帜,改变路线,以及“西化整个国家”。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实际上是“自我毁灭”。

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解读为“告别革命”的倾向,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是“欧美现代文明”的全面回归这一基本前提,因此必须实施包括党建在内的全面转变。这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共产党是优于西方议会政党的新型政党,还是落后于现代政党的所谓“传统政党”?此外,共产主义是引领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旗帜,还是偏离人类文明道路的宗派情绪?归根结底,谁代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并不取决于自我提升,而是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在资产阶级社会,活劳动只是增加积累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积累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改善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现在,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支配过去”[5。数百年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刻意创造的一个公式是“拥有财富=个人自由”。然而,它总是回避一个问题。当财富的占有转化为他人劳动的占有,从而成为主宰人类命运的资本王国时,自由和个性从何开始?两年多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许多西方人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甚至做出了诸如“物质文明的彻底崩溃”和“道德的堕落”等判断,这再次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和个性无非是“资产阶级的个性、独立和自由”,而“共产主义并没有剥夺任何人拥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它只是剥夺了任何人利用这种拥有奴役他人工作的权利”[7。显然,从领导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性来看,我们不能谈论党的转变。

共产党和所谓的西方“现代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讨论,但最根本的是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的不同,因为思想理论是决定一个政党性质(先进性和阶级性)的主要因素。如果把所谓的传统和现代性仅仅与“合法性”类型、组织模式和成员结构区分开来,问题可能会混淆。我们党的名称是她为共产主义而战的意识形态旗帜的最集中和最清晰的标志。因此,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申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基础是《共产党宣言》。”[8]为共产主义而战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现代政党,也决定了任何形式的向西方所谓的议会党靠拢都不是一种进步的转变,而是一种蜕变,一种完全的蜕变。

然而,要明确指导思想决定一个政党的性质,首先必须理解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人类文明的演变,因为指导思想是否先进直接关系到它所依据的文明类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市民社会,而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中的人”[9]在唯物史观看来,文明的基本类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形式。因此,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类型。毫无疑问,人类文明的基础在于生产力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将改变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手工研磨产生封建社会,而蒸汽研磨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10]。

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力之所以总是突破相应的生产关系,是因为某种生产力的最佳状态不是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中实现的,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中实现的,从而预示着革命变革的趋势。正如“手工打磨”的最大生产力不是封建手工业作坊,而是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一样,一个大机器工业的最大生产力不是资本主义工业,而是社会主义生产。从迫使工人适应机器操作(增加劳动强度)和创造剩余劳动力方面来看,大型机械工业真正满足了资本主义最大限度地节约劳动力成本和无限期扩大生产的需要。因此,在大型机械工业的早期,“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普遍出现。然而,这种实际应用不符合大型机械工业的性质,从而造成了深刻的“经济悖论”。“也就是说,缩短工作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已经成为将工人及其家庭的整个生活时间转变为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作时间以增加资本价值的最可靠的手段”[11。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应该学会区分机器和资本主义机器的应用,以便学会把他们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移到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12。由大型机械工业发起的社会化大生产最终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力量,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完全不顾社会形态、产业结构或消费方式来谈论人类文明的演变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没有对社会本质的明确定义,那只会造成混乱。尽管由于历史发展的步履蹒跚,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已经从理论逻辑上的历时态转变为共时态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是今天唯一能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因此,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真正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现代化。其次,它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旗帜的同义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术语是共产主义。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多年,我们的信念和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13”。

虽然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意味着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但今天我们必须强调前者。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今天的基本国情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状况。立足于这一国情,中心任务是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现实目标的实现不仅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共产党履行历史责任、实现领导作用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经济建设,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指出的,在现阶段,名共产党员必须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对任何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来说,如果他们不争取这个目标,如果他们轻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稍微放松一点,如果他们不工作,如果他们表现出一点不公平和热情,如果他们不准备献出自己的血和生命,如果他们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就不是自觉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14]

但是,不用说,既然旗帜作为分阶段目标具有过渡性,它也必须具有一定的战略性质,而且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随时随地进行调整。也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党的阶段性目标的旗帜,我们必须用共产主义的创造力创造,而不是简单地抓起一些现成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始终同意孙中山的观点,即“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实践是三民主义的真正实践。但是,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掌握了三民主义的旗帜,而是按照党的历史使命发展了更加进步、更加彻底、更加全面的新民主主义,并把它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思想旗帜。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同一时期人类文明的突出成就,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孙中山确实做了一些好事,说了一些好事。我试图在报告中找出这些好东西。这就是我们不应该放弃死亡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给我们的儿子和孙子“[15”。今天,我们应该对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思想遗产采取同样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中剥离好的东西(就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剥离出来一样),并加以坚持(这些好的东西在古典资产阶级理论中更多)。此外,我们应该在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绝不照搬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理论吸收了当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成果,但本质上属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显然,我们今天不会放弃民主和自由的旗帜。然而,这是一个更进步、更彻底和更全面的自由和民主概念,是共产主义创新的。换句话说,这是基于“消除阶级”和实现真正平等的自由。这是建立在“国家消亡”和人民真正行使公共权力基础上的民主,而不是没有平等本质和纯粹形式的“投票民主”的“自由”。因此,高举新民主主义旗帜并不意味着放弃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并不意味着放弃今天党内的共产主义,而是始终把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我们共产党人从不隐瞒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未来的计划或最高计划是把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未来,无限光明和无限美好的最高理想“[16”。今天,当共产主义被西方意识形态严重妖魔化时,特别需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共产主义旗帜的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局限于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现代化。它的最终目标是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转变为所谓的“现代政党”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推翻蒋介石,并在掌权后抛弃了它。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真正内涵是“自由民主”,否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专制主义。其他人甚至放弃了对斯大林的极度厌恶,引用他的话,即共产党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证明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可抗拒的“普世价值”。有些人还津津乐道地引用恩格斯引用摩根的话:“这将是古代氏族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兴,但这是更高形式的复兴”[18,证明自由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自由民主旗帜的关系。但首先必须指出,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话不能帮助这些人,因为恩格斯引用的摩根的话恰恰是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所以平等、友爱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那些试图扞卫资本主义阶级分裂和不平等现实并谈论自由的人显然是不相干的。斯大林正在谈论现阶段斗争的目标。当然,我们必须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但这不能证明这是人类高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

毫无疑问,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把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它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最低纲领。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党也没有用这个旗帜代替共产主义旗帜,而是统一了这两个旗帜。统一的前提是把共产主义确立为党的最高和最终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党从来没有脱离共产主义谈论民主和自由的大目标。尤其是今天,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我们谈论民主和自由而没有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消除阶级和劳动解放),我们只能陷入资产阶级价值观的陷阱,被“西化”和“分裂”。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国家的统治方式,自由是社会关系平等的结果。它们都是具体的历史范畴,而不是抽象的普世价值。归根结底,“自由”只能在“消灭阶级”和“国家灭绝”的前提下谈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民主”必须经历三种形式,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最后形式”,“民主转型”是多数人享受民主和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19”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消亡”。原因很清楚,这是列宁反复引用恩格斯的观点:“当有可能谈论自由时,国家本身就不复存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当资本家的反抗被完全粉碎,当资本家消失,当阶级不再存在(即社会成员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没有区别),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论自由’。只有这样,一个没有例外的真正完整的民主才有可能实现。直到那时,民主才开始消亡。原因很简单。自从:人摆脱了资本主义奴役和资本主义剥削造成的无数残酷、野蛮、荒谬和丑恶现象,他们将逐渐习惯于遵守人们已经知道了几个世纪并在几千年的所有行为准则中反复谈论的公共生活的最低限度规则。他们不需要暴力、胁迫、服从或所谓的执行法律的国家特殊机构。“[20]

主张民主和自由是人类终极价值的人在世界观和历史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反对将民主和自由与阶级统治联系起来,诉诸纯粹的人类需求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把它们装扮成“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个人权力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对立、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统治和被统治之间的关系是永恒的,从而放弃实体民主,将其正式化为“投票民主”,放弃平等,将自由抽象为“不被强迫”。事实上,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统治关系是人类的“历史终结”。世界观和历史观的矛盾使他们尽量避免和轻视历史观,习惯于抽象地谈论价值观,从而暴露出他们的理论弱点和不完善性。

3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倡导西式民主和自由及其制度终极设计的人并没有采用福山的“历史终结”直接披露的方法,而是“非终极终极终极表达”。人们常说,33,360“西方议会民主是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形式”,而且“当然,有一天可能会有比议会民主更好、更高的政治制度,但那是未来的事情,还不是现在”。因此,他们否认其他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的现有民主形式,公开诽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称之为“极权政治”、“政党国家制度”和“政党主导政治”。他们的未来要么转向西方议会民主制,要么在被历史抛弃后“崩溃”。因此,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当马克思主义认为西式民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最巧妙的方式时,它隐含着以下含义:西式议会民主从表面上看是民意的决定,从本质上说是民意的操纵。西方议会党表面上是一个群众党,实质上是一个精英党。一般来说,当少数剥削者凭借其经济优势获得国家主权时,他们有三种统治模式: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使被统治者处于“自发”状态,并使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变得依赖,从而认同这一规则。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无产阶级直接由普选制统治。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的例子中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仍然会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并成为资本主义阶级在政治上的尾巴,构成其极端左翼“[21”。因此,要解放人

这种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普选制的破裂上。资产阶级普选制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也不是人类理性的局限和历史的终点。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完整形式,是符合资产阶级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形式,本质上,它仍然是阶级对立社会为统治工具的国家制度。然而,它显示了不依赖于任何阶级的独立性和普遍性。“首先困扰大多数人的是不同领域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独立史的出现。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而绝对完美的资产阶级幻想出现以来,即使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也被视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胜利;它并不被认为是对变化了的经济事实的意识形态反映,而是对一直普遍存在并最终实现“[22”的实际情况的真正理解。因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是追随资产阶级,喊“自由、平等、博爱”,而是提出与资本自由扩张有根本区别的阶级要求,形成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即“消灭阶级”。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即组织成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就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

因此,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共产党作为一个“先锋组织”,似乎不是一个“民族党”,而是由先进分子(“精英”)组成的,但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人民解放自己的政治形式,为人民掌握自己的教育和管理开辟道路,因为这是人民从“自发”向“自觉”转变的唯一途径。这样,共产党必然是“一加二”的:她是执政党,掌管着可能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尽管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她是人民最自觉的一部分,成为人民历史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特点决定了党必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全面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在于党。我们必须正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因为只有坚持这种领导制度,我们才能走出一条新的民主道路,即人民通过“国家的灭亡”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坚持党的领导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命题,如果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无知的话,一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反抗,所以它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共产党肩负的这一特殊历史责任,为自身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的不是抵制腐败和防止总体变革,而是在保持权力健康运行的前提下探索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现实途径。我们需要的不是顺应民意,被动满足人民当前的利益需求,而是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需求健康增长,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仅需要面对现实,也需要把握未来。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途径。今天,它着眼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领导现实和创造未来的政党必须是对探索和理解未来有无限热情的政党,因此必须保持强大的理论兴趣。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政党或一个阶级是否具有理论兴趣,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历史规律,是否以超越现状、改变世界为己任,是否有勇气追求真理和伟大的未来。恩格斯曾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对理论感兴趣,形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等宝贵的理论财富。然而,随着对权力的掌握,对金钱和名誉的追求完全取代了理论兴趣。“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领域,旧的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经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折衷主义,一种对地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一种极其卑劣的向上思维“[23”。恩格斯的话今天尤其令人震惊。理论兴趣和理论研究决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炫耀”和“出卖自己的皮肤”。它们是检验一个政党先进性、活力和能力的试金石。这种淡化世界观和历史观、篡改价值观、止步于实用性的所谓学习,是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严重背离。

一般来说,旗帜清晰牢固是我们不被干扰或害怕困难所迷惑的精神保证。尤其是今天,当西方正在加强对我的核心价值观的渗透,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信仰时,更重要的是要旗帜鲜明、坚定地加以区分。虽然我们有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仍有疑问,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我们制度的生命力。奈斯比特认为,中国并没有以民主的名义陷入政党斗争,而是实现了一党制的现代化,发展了独特的垂直民主,形成了稳定的关键。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奈斯比特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还将以自己的模式挑战西方民主。今年6月初,英国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在上市前,受到西方媒体的激烈猜测。雅克预测,中国将在20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取代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西方将失去对文明的控制,世界将根据中国的概念进行重塑。“[24]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基础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式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98页。

[2]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2页。

[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1页。

[4]邓聿文: 《中共向现代政党的制度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0年7月9日。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6](日)《文艺春秋》 2009年5月20日,罗伯特米达尼有限公司创始人沈家秀树题为《“贪婪国家”美国的破产之日》的文章,第32页。

[7] 《参考资料》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

[9] 《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伏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第49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1060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1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

[17]这些人最喜欢引用的证据是斯大林在共产党第19次报告中的主张,“共产党必须高举民主和自由的旗帜”。见《毛泽东文集》(合订本)第651-6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19]列宁的原话是:“大多数人民享受民主,人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被强行镇压,也就是说,他们被排除在民主之外。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期间民主的变化形式。”《斯大林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1页。

[21] 《列宁选集》第4卷,第173页。

[22] 《列宁选集》第4卷,第72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记者金伟,北京,2009年11月24日,新华社11: 2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4/13/c_121297001.htm